宁波离杭州上海距离多少公里数

宁波离杭州上海距离多少公里数呢？答案是1.5小时左右。这个距离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可能只是一个小时的车程，但对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一个漫长的等待。因为他的妻子已经怀孕8个月，预产期在今年4月份。为了不耽误妻子的治疗，王伟决定提前回家待产。。王伟说，当时自己正在上班，突然接到医院通知，说妻子的情况非常危急，需要立即转院。

1月19日晚，电视专题片《零容忍》第五集《永远在路上》播出，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的案情首次披露。

周江勇、周健勇兄弟攫取的第一桶金就建立在权钱交易的基础上。一家民营企业在周江勇授意下，和周健勇“合作”开办了宁波翔润石化科技有限公司，所谓“合作”其实只是幌子，很快翔润石化公司变成周健勇独立承包，但依然长期免费使用这家民营企业的土地、厂房和设备。通过免除租赁使用费的方式，多年来，这家民营企业向周江勇兄弟输送利益达七百多万元。与此对应，周江勇则利用职权，为该公司在获取土地等方面提供帮助。

周健勇投身商海，也给了各路商人顺理成章利用他围猎周江勇的机会。一家建筑公司老板史时红就是其中之一。从2013年到2017年期间，周江勇先后在涉及舟山、温州的多个项目中，按照周健勇传达的请托，为史时红提供帮助，周健勇则先后八次以“借款”为名收受史时红所送的钱财，总计金额达9000多万元。

周江勇担任舟山市委书记已经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他却自认为能通过设置“防火墙”来规避监督。在收受史时红贿赂的过程中，他本人和史时红从不接触，都是通过弟弟作为桥梁。史时红的公司也不是直接拿项目，而是先和周健勇找到一些大型央企、国企，承诺帮他们找周江勇拿项目，事成后将部分工程交给史时红的公司做。周江勇为一些大型央企、国企拿工程，也显得名正言顺。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周健勇也希望搭上这班车。2017年，他在宁波和人合资创办优城联合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对外宣称是一家聚焦“地铁互联网+”的高新科技公司，其实核心资源还是他哥哥周江勇的权力。

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周健勇热衷于结交各路老板，表面是推销高新科技概念，实际是兜售周江勇的权力。一些企业也希望通过周健勇绑定周江勇，于是就采取“低值高投”的方式，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购入周健勇公司的部分股权，周江勇则为这些企业在获取低价土地、优惠政策等方面提供帮助。

担任杭州市委书记期间，周江勇曾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说：“这是一个能干事的时代，这是一座能干成事的城市。能够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城市工作，是我们每个干部的无上光荣，也是对我们每个干部的重大考验。”而他自己，实际上却没能经受住考验。

以下为解说词相关内容——

【解说词】从党的十九大以来查处的中管干部案件看，不少人在党的十八大乃至十九大之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充分说明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党员领导干部如果没有树立起坚定的理想信念，就容易在复杂环境中迷失方向，在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和围猎中败下阵来，铸成大错。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我自己反思，理想信念是不能动摇的，初心不能忘记，这要警钟长鸣，这是我血的教训。

【解说词】周江勇，党的十八大之后曾在浙江省舟山市、温州市、杭州市多地担任“一把手”。2021年8月，在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任上，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

曾克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从周江勇的案子来看，确实是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周江勇作为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成长起来的高级干部，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担任一把手的时间比较长，慢慢地就被权力腐蚀了，绝大部分金额是在十八大以后收受的。

【解说词】浙江是市场经济活跃地区，部分领导干部存在搞“一家两制”的问题。周江勇就是属于这种情况，他和弟弟周健勇一个从政、一个经商，利用公权力为弟弟经商提供帮助。他的弟弟周健勇是上海理工大学教师，却并不安于立德树人本职，内心羡慕商界成功人士的生活。2006年，他就兼职办起了一家化工企业，起步地点就选在了周江勇当时担任一把手的宁波市象山县，原因不言自明。

周健勇（周江勇弟弟）：想办公司，正因为有周江勇，他有这个权力，我就找了周江勇，其实从这一天开始，就注定我要跟他发生关系了。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弟弟要经商办企业，给他介绍一家企业去合作。就是因为我牵过那个线，然后就慢慢地……这是祸根啊。

曾克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当时他是象山县县委书记，找了当地的一家民营企业出资金、土地、设备，他弟弟就出所谓的技术。

【解说词】周江勇、周健勇兄弟攫取的第一桶金就建立在权钱交易的基础上。这家民营企业在周江勇授意下，和周健勇“合作”开办了宁波翔润石化科技有限公司，所谓“合作”其实只是幌子，很快翔润石化公司变成周健勇独立承包，但依然长期免费使用这家民营企业的土地、厂房和设备。通过免除租赁使用费的方式，多年来，这家民营企业向周江勇兄弟输送利益达七百多万元。与此对应，周江勇则利用职权，为该公司在获取土地等方面提供帮助。

周健勇（周江勇弟弟）：这个租金一直没付过，有这个关系在，也就让我用了。离开周江勇，他会吗？人家不会。

【解说词】周健勇经商办企业，其实既没有资金基础，也没有技术优势，更没有经营才能，但他却有恃无恐，一心认为能依靠哥哥做大做强。他继而又和同乡周文勇等人以“合作”名义开办了第二家企业：永润石化科技有限公司，周健勇占股40%，实际上他应付的注册资金和增资款共计1400多万元，全是周文勇代他支付的。这些老板之所以愿意出巨资和周健勇“合作”，目的也是想攀上周江勇这个靠山。

周文勇（涉案商人）：周健勇来找我，希望我能够帮他付这笔款子，还给了我承诺，以后万一有什么事情，周江勇也会帮忙的，这样找一个靠山，那我就答应周健勇了。

【解说词】周江勇也的确不遗余力，为弟弟的关联企业充当靠山。他不仅在企业经营方面提供帮助，甚至干预司法，帮助永润公司在环境污染案中逃避刑事处罚。2014年，永润公司为了节省成本，违规将炼油后的废渣交给没有资质的企业“处理”，实际就是运到山东倾倒在了农田里。山东警方正式立案，追溯源头查到了永润公司，周江勇为了让弟弟的公司获得轻处理，于是利用职务影响力，抢夺案件管辖权，让宁波当地警方立案调查。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也是利用我的权力帮了他，本省来处理好一点，不采取刑事措施，能够采取行政罚款等等形式解决，最后能够把它大事化小，早点了结。

【解说词】周健勇投身商海，也给了各路商人顺理成章利用他围猎周江勇的机会。一家建筑公司老板史时红就是其中之一。

史时红（涉案商人）：周江勇那时候刚刚调到舟山当市长，年轻有为，我们也想通过周江勇，帮我们解决一些工程上的问题，他后续官可能更大，能帮我们承揽一些工程项目。周健勇经常也跟我们说说大话，感觉他哥哥前途无量。

【解说词】史时红主动找关系结识了周健勇，周健勇也就通过哥哥帮史时红承揽工程，兄弟共同收受巨额贿赂，再投入家族企业作为资本。从2013年到2017年期间，周江勇先后在涉及舟山、温州的多个项目中，按照周健勇传达的请托，为史时红提供帮助，周健勇则先后八次以“借款”为名收受史时红所送的钱财，总计金额达9000多万元。

史时红（涉案商人）：以借款形式借的，但是没有借条，对我们来说呢，反正这个钱当好处费都给他了。关键还是周江勇，我通过周健勇把这个钱给他们两兄弟，一个渠道而已。所以我其实是想给周江勇的，那周健勇能起什么作用？还不是周江勇在办事情。

周健勇（周江勇弟弟）：他已经给我了9000多万，这个钱他也没叫我还过，实话讲，我必须承认，我也没想要还。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最终所犯下的错误和罪行，都由我而起，没有我的权力，他（周健勇）什么都不是，没有我的牵线，他什么也干不了。

【解说词】周江勇担任舟山市委书记已经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他却自认为能通过设置“防火墙”来规避监督。在收受史时红贿赂的过程中，他本人和史时红从不接触，都是通过弟弟作为桥梁。史时红的公司也不是直接拿项目，而是先和周健勇找到一些大型央企、国企，承诺帮他们找周江勇拿项目，事成后将部分工程交给史时红的公司做。周江勇为一些大型央企、国企拿工程，也显得名正言顺。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我弟弟来打的招呼，也是央企、国企，顺理成章的。这么多的国企、央企我都在见，见了以后，他再跟其它的企业去联系，从央企、国企那里去分包、转包项目。

曾克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他觉得自己是有一个很好的幌子，是推动经济发展，是关心支持大企业，背地里他弟弟又在这里通过这种方式拿好处，所以他认为不容易暴露。

【解说词】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周健勇也希望搭上这班车。2017年，他在宁波和人合资创办优城联合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对外宣称是一家聚焦“地铁互联网+”的高新科技公司，其实核心资源还是他哥哥周江勇的权力。通过周江勇打招呼，优城联合与宁波地铁进行合作，第一笔业务就拿到了宁波地铁移动支付系统的统筹权。

周健勇（周江勇弟弟）：这是资源问题。技术不那么难，移动支付，就是外面买菜都已经能用了。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帮助批一批，这个是我打过招呼的，他之所以能拿到，就是因为我是领导干部。

曾克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移动支付业务的统筹权才是最关键的，至于兼容的技术方案，完全不是所谓的高新技术。如果没有他哥哥打招呼，他是绝对拿不到这个业务的，他也不会享有这个统筹权。

【解说词】2017年2月，周江勇调任温州市委书记，2018年，周健勇通过他打招呼，优城联合获得了温州地铁移动支付系统的部分项目；2019年周江勇调任杭州市委书记，2019年11月，优城联合公司又作为大股东投资创立了杭铁优城科技有限公司，打算在杭州进一步拓展业务。在这个过程中，周健勇也热衷于结交各路老板，表面是推销高新科技概念，实际是兜售周江勇的权力。一些企业也希望通过周健勇绑定周江勇，于是就采取“低值高投”的方式，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购入周健勇公司的部分股权，周江勇则为这些企业在获取低价土地、优惠政策等方面提供帮助。

周健勇（周江勇弟弟）：从公司入股的角度上，股价肯定是高的。当时我心里也这样想，你们一定也知道我是周江勇的弟弟，所以我开的价可想而知，你们利用我，我不反过来再利用你们？

【解说词】你利用我、我利用你，利益输送背后的实质是权力与资本的交易。领导干部用公权谋私利，自然让干部群众反感。巡视和信访渠道都陆续收到了一些关于周江勇弟弟经商问题的反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由此展开核查，在严肃的审查调查面前，只要存在权钱交易行为，不管如何掩盖，实际都难以遮蔽。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从我的这个案件来说，现在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痛悔不已，这个是真的真的非常痛苦。

【解说词】周江勇出身农家，在组织的培养和自身的努力下，一步步成为副省级干部，本应珍惜难得的事业机遇、时代机遇，但遗憾的是，他却在职务提升过程中，渐渐任性用权，背离了初心。担任杭州市委书记期间，周江勇曾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说：“这是一个能干事的时代，这是一座能干成事的城市。能够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城市工作，是我们每个干部的无上光荣，也是对我们每个干部的重大考验。”而他自己，实际上却没能经受住考验。

来源：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