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帮守信不欺（晋商文化的核心内容）

守信不欺——山西商帮

在我国众多传统商帮之中，山西商帮是最为人所熟悉的强势商帮。从账局、钱庄、当铺到票号，山西商帮所经营的业务被认为是中国现代银行业的滥觞。一直以来，他们的许多经营法则和经营理念影响着中国商业的发展。

1.以仁为本——复字号

祁县乔家商号，在山西封建商业资本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当其极盛时代，几乎国内通都大邑，尤其是北方几省的大中城市，都有他们开设的生意。由于乔家商号名称都冠以“复”字，所以人们又把乔家开设的商号统称为“复字号”。

清代乾隆初年，为了支应驻防军队的粮秣，清政府把土默特旗的广大牧场大量开垦耕种，农业逐渐发展，于是由内地来到关外种地、经商的人日益增多。包头西脑包（今东河区西郊）在当时既是东西要道，又是蒙汉贸易的一个聚结点，落户定居的各行各业人口日益增多。祁县乔家堡有一乔姓者与徐沟县大常镇的一个秦姓者，平素友好，结为异姓兄弟。此二人看准了包头这个地方是发展商业的宝地，就来到包头西脑包经商，刚开始由于没有更多的资金，就开设草料铺兼营豆腐、豆、烧饼、切面以及零星杂货。虽然是小本生意，但由于二人同心协力，平遥市楼经营有方，因此买卖颇为发达，为以后创业积累了资金。

乾隆二十年是个大丰收年，粮价普遍低落，黄豆价格尤疲。他们二人认为，今年黄豆价格太低，来年种黄豆的人肯定不多，那必然会引起黄豆价格的暴涨。于是二人趁机购存了一大批黄豆，第二年黄豆果然成了缺货，价格节节高涨，二人抓住战机抛售了大批黄豆，结果转瞬间获得了一笔巨利。从此，他们有了创业的雄厚资本，于是开设了体面的“广盛公字号”。

为了扩大经营范围，追求更大的利润，乔秦二人决定实施股份制，集中了大批资金，乔秦二人用这些资金做皮毛、药材等生意，获利颇丰。实施股份制不仅壮大了实力，还调动了入股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乔氏财东坚持“有利可图就为之，无利可图便不为”的经营宗旨，不管是什么生意，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就经营，哪怕是微利也干。咸丰年间，乔氏看准了蔬菜生意能赚钱，于是就在南龙王庙一带种了280亩菜园，种植蔬菜，供应市面。卖蔬菜虽是微利买卖，但因行业新鲜，数量巨大，故也获利颇丰。

乔氏财团始终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不管是何出身，只要有才能，就会得到破格提拔重用。这是乔氏财团长期昌盛不衰的关键。乔氏财团摊子大，仅在包头市面上就有19个门面。如此大的摊子，却运转有序，关键是乔财东坚持了“用人不疑”的原则。他信任下属，让下属全权处理分管之事，他的各分店的掌柜都能放开手脚得心应手地做事，也就都拼命为乔财东效力。

乔财东巧用“连环计”盘活了资金，使他庞大的家业周转灵活，抽调自如。例如春季当铺赎货时，收进现款做菜园的开支，秋天菜园进款可做购买粮油之用，循环利用，互相支持，不失时机。这一点远非其他商号所能比。

乔氏经商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不随波逐流。他们总是深入研究，看得长远，往往别人不重视的，他们却锐意经营，因而常常能出奇制胜。对利润不贪高而图多，看起来利薄，但因为量大，所以获利也很丰厚。

乔氏经营坚持以仁为本，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货真价实，讲究信誉，对消费者仁义。如他们经营的米面，质量高、分量足，于是人们购买米面都愿意买乔家的；二是对客户仁义。有些客户破产，无力偿还乔氏的债务，乔氏从不强行索债。与老客户交往，没有特殊情况，总是竭力维持关系，即使明知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三是舍己为人行义举。民国六年，由于受一战影响，包头皮毛堆积如山，毫无出路，驼绒价由每斤现洋一二元跌到每斤一角多，绒毛店和皮毛商人均亏赔不堪。影响所及，各行各业都不景气。乔氏目睹此情此景，集资设“公益泰商号”收购皮毛，使其行业继续活动，但乔氏为此损失惨重，这种舍己为人的义举直到今天还令后人赞口不绝；四是关心员工生活、疾苦，对员工仁义。

员工做事出色，不仅可以立即得到重赏，而且还可以得到破格提升。若员工违反了管理制度，则会立即受到严厉的处罚。

乔氏既注意以言教育员工，同时也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来约束规范员工的行为。故乔氏商号虽家大业大，但却依然能运转有序。

2.管理严谨——日升昌

清朝嘉庆年间，平遥西街开设了一个颜料行。东家李咸视，人称“李二魔子”。经理名叫雷履泰，平遥红堡村人。当时晋中平、祁、介太等县的商人在北京设分店的很多，每逢年终结账，他们都要给山西老家捎些银钱，一般是从镖局运现银，运费既高，路上又常出差错，颇感不便。西玉成在北京设有分庄，就有人和北京西玉成的经理雷履泰商议，从北京向老家捎些银钱，交到西玉成，由雷履泰写信在平遥西玉成用款，雷同意了。起初不过是朋友或乡亲关系，两相拔兑，也不出什么汇费和手续费。后来同乡们都觉得这个办法便利，求拔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部分汇费。雷以敏锐的眼光预见到，如果将此业务拓展，获利必定可观。

为稳妥行事，雷又做了认真的市场和形势调查。他发现，随着京师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中俄北京通商，特别是中俄恰可图通商，晋商承担着组织中国茶叶输往沙俄的重任。由于贸易总额大量增长和商品周转周期长，垫支资本也就相应增加，于是商业资本感到不足，遂求助于社会借贷。当时在大城市也有从事存贷生意的账庄（相当于现在的银行），都是用现银结算，因此不得不求镖局押运，既不方便，又不安全。汇兑已经成为工商业者的普遍要求，都希望用汇兑来代替运送现银。

雷履泰根据调查情况，建议东家李咸视将西玉成改名为“日升昌”，专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日升昌成立以后，果然银钱汇兑业务繁荣，雷履泰迅速将业务推向全国的各大中城市，于是大发其财。雷履泰可谓我国金融业务的创始人。

金融行业，向来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经营特征。处于中国古代金融业发展的最后也是最成熟的一个阶段的票号业，自然也不例外。

雷履泰秉承了古代商人种种优秀的经营管理方法，并创造性地加以发挥，使日升昌成为管理严谨、内部协调、服务到位的典范。

雷履泰十分重视商号内部的经营管理，制定了一套严格完善的号规与经营准则，理顺了股东、掌柜、伙计之间的职权关系，同时将单纯的雇佣关系改造成职责分明的分工关系，形成了经理负责制、学徒制、顶身股制等制度，使商号内外工作井井有条，并使职工产生强大的凝聚力。由于各地分号的存在，彼此相距遥远，交通不便容易形成信息不灵、管理失控的状况，所以雷履泰又制定了联号制来加以约束和规范。为防止伙计挟带私物，诈骗钱财，他又进一步制定了报账制，探亲检查制度等。总之，他一改中国传统文化的含混松散，用严谨规范的语言制定出一系列管理规则，在执行过程中一丝不苟、奖罚分明，使商号的日常活动进入良性运行轨道，杜绝了商号内部发生作奸犯科、损害商号利益的行为。此外，他还制定了奖罚制度来鼓励先进、惩罚落后、淘汰无能，一些能手就这样从底层得到提拔，脱颖而出。

对待客户和顾客，日升昌实际上做到了以顾客为上帝，“但经商者，是无有大小，只要有钱问买卖物”，即便是个叫花子亦可交接，是谓“生意无大小，上至王侯，下至乞丐”，“都要圆活、谦恭、平和、应酬为本”。

在行动之前，雷履泰认为要进行周密的观察、思考，“求稳求信”，“运筹帷幄”之中“方能决胜于千里之外”，这里全局观很重要。要讲究“稳奖，他认为“稳奖是积极进取的一种方式，是办大事成大业者必须具备之素质，它不是优柔寡断，裹足不前，而是深思熟虑，做好充分的准备，稳扎稳打，逐步推进。

就是这样，日升昌以雷履泰兴、雷履泰以日升昌名，雷履泰在经营自己理念的同时，也在领导、规定、命名着日升昌和以其为代表的山西票号业的鼎盛时代。

3.因利制权——太谷曹家

山西太谷曹家曾经一度闻名华夏，其资金发展到一千余万两，商号遍及东北、华北、西北及华中各大城市，并远至蒙古、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

曹氏发家始祖曹三喜怀着发财的梦想于明末清初来到热河省朝阳县三座塔。刚来时，他租地种蔬菜和大豆，略有积蓄后就开了豆腐店，将所产的大豆变成了豆腐，使商品增值，同时又用豆腐渣养猪，使豆腐渣变成了猪肉。他按这个邪连环计”经营了几年，积累了不少资金，于是他又决定实施大的“连环计”。他雇人种了大批高粱，又将高粱酿成了东北人喜欢喝的高粱酒，酒糟又变成了猪的上好饲料。这样又经营了几年，家业已丰，于是他又决定经营杂货业、典当业。经营范围变广，获利更多，遂又分出资本在沈阳、锦州、四平等地开设杂货、酿酒和银钱业。

清兵入关与朱明王朝作战，曹氏立即觉得趁战乱发财的机会到了。于是他随清兵入关，为清兵提供军需物资，大发了一笔横财。朱明王朝灭亡，曹氏成了清朝政府的“功臣”，于是曹氏一帆风顺地将买卖打入了内地。在中国各地广设分号，生意兴拢

曹氏坐镇总号指挥调度，总号下设分支号，每个支号又控制着若干小号。总号还派出“钦差”到各地的商号巡查。曹氏通过调度各支号和“钦差”指挥整个集团运作，保证了庞大的曹氏家业的正常运行。

按曹家的号规，凡工作出色、作出贡献者，皆可得到重奖和提拔。凡违反号规者，不管是何人，一律受到严厉处罚。如徐州“丰治通钱庄”的大掌柜和二掌柜闹矛盾，使业务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被曹家巡查的“钦差”发现，随即将二人均行撤职。他们二人一个是“砺金德分号”陈经理之子，一个是曹润堂的亲戚史某，虽然各有强大后台，但也不徇情例外。正是因为赏罚分明，才使曹家的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

曹家坚持“用人不疑”的原则，所以才使手下的人能充分发挥才能。当年曹家在沈阳设分号时，掌柜领了七万两白银的本钱，不到几年就赔光了。掌柜回到太谷向曹家详细地报告了亏损的经过，讲的十分有道理，曹家不但不责怪，反而问他是否还敢再干？那掌柜说：“只要东家信任，当然敢干。”于是又领了第二批资本，不料又赔光了，曹家又慷慨地付给了第三批资本，掌柜又大干一番，结果不仅赢回了前两次的亏损，而且大获奇利。仅由此例就不难看出，曹家对手下的人是何等的信任，手下赔掉了十多万两白银，但因赔的有道理，不但不责备，反而仍然得到重用。

曹家为了扩大经营范围、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以获取更大的利润，实施了股份制。他们的股份有两种：一种是以白银入股，另一种是“顶身股”。按曹家的号规，业绩突出者，可顶生意，即参与股份利润之意，当时顶一份生意者，年终可获得利润白银一千两。由普通员工上升为顶生意的掌柜以后，便与曹家形成了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盈利的多少与自己的收入有关，因而无不忠心耿耿以求事业发展。

“因利制权”是曹家坚持的灵活的经营原则，他们不管利润大小，只要有利可图，都锐意经营。

曹家要求各分号掌柜必须时刻观察商情，分析影响生意的各种因素，以便确保决策准确无误。曹家在东北的商号，多半利用当地丰饶价贱的高粱，以酿酒为业，因此掌柜对天气旱涝、收获丰歉都极为关心。如某掌柜每夜半起床，以观天象，十几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如驻沈阳的“富生峻”分号的掌柜，某年坐大车回关内探亲，途中在高粱地内大便，见高粱长得茎粗穗大，十分茂盛，认为必获丰收。但随手折断几根，发现茎内都有害虫，就立即打消了回家的念头返回沈阳，连夜到处抢购高粱。当时一般人认为新粮丰收在望，遂大量低价出售。结果各处的高粱接近成熟之际，均被害虫咬死，市场价格暴涨。而“富生峻”商号不仅保证了酿酒的需要，而且高价抛售了一部分高粱，结果大发其财。

光绪年间，当时各大银钱业均发行一定数量的平贴（即原始纸币），这是一种信用货币券。发行这种帖子，首先必须建立其商号在群众中的可靠信用。商号信用昭著，即可按资本的1/3或1/4发行帖子，经本行会批准便可流通。一年，祁县乔家、梁家的票号因发行帖子过多，人们怕帖子落空，纷纷挤兑。在此危机之际，乔、梁两家求救于曹家。有的人建议曹家不要救之，认为这正好是挤垮两个竞争对手的好时机。曹家却出人意料地宣布，所有曹家各票号、银号均可代乔、梁两家的帖子兑现金。这样一来，社会上认为曹家资金雄厚，既然答应代付兑现，帖子绝无问题，挤兑风波因而平息。乔、梁两家在东北的商业实力本与曹家不相上下，但经此风波以后，乔、梁两家感激曹家在危难之际的扶持之义，故遇事处处让着曹家，这样一来，无形中使曹家商号的声势更为提高。原来，曹家经认真分析认为，乔、梁两家实力雄厚，绝不会因为这次风波而倒闭，即使一时受挫，也一定会东山再起。若见死不救，乔、梁两家一旦渡过难关，必会联合报复曹家，导致曹家无法招架。与其见死不救，不如送个人情却大有好处，事情正如曹家所料。

曹三喜非常重视对弟子的教育。为使弟子们读书明理，提高经商才能，曹家设有专馆家塾名为“书房院”，高薪聘请名师为之教授。智力投资确实培养出了不少有建树的儒商，渊博的才学使他们在经营场上如鱼得水，为曹家开拓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4.文武兼施——蔚字号

介休城东55华里的北贾村，有个名叫侯万瞻的人，凭借艰苦创业取得了成功，后经其子孙发扬光大，成为山西有名的巨贾，其资产不亚于日升昌。

清康熙年间，山西有钱人家皆喜欢穿绸缎，而当时当地贩卖绸缎者并不多，故绸缎价格昂贵。侯万瞻看准了这一时机，立即筹措银两，率领两个儿子去了丝绸之乡苏州、杭州廉价买回了绸缎，回山西又高价卖出，转手之间，获利颇丰，家业渐渐发展起来。

侯家的家业传到侯萌昌时，家资已经很雄厚。侯家的“蔚泰厚绸缎店”位于平遥西街，和著名的“日升昌”票号只隔一个小烧饼铺。侯萌昌见“日升昌”由颜料行改为票号后，生意兴隆，大发其财，非常眼红，但又苦于一时找不到熟悉票号业务的人才，于是他决定采用“偷梁换柱”之计将“日升昌”票号的副经理毛鸿挖过来。雷履泰是一个经商将才，毛鸿也是一个将才，两将才相遇，一山两虎，难免有些不和之处。毛作为副经理，有点怀才不遇之感，而雷履泰又有独断专行的毛病，毛就处在受排挤的地位。侯萌昌盯住了这点空隙，立即巧使“离间计”，就把毛拉过来了。

拉过毛之后，侯萌昌立即将“蔚泰厚绸缎店”改为票号，并让毛任总经理，由他全权管理一切业务。毛深感侯的知遇之恩，于是他怀着与“日升昌”决一雌雄的雄心壮志，锐意经营。毛又从“日升昌”拉过来两个熟悉业务的朋友，一个名叫郝名扬，一个叫闫永安，二人被提拔为分号经理。仅仅一年的时间，毛的才能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为侯家鞠躬尽瘁，运筹帷幄，调兵遣将。于是“蔚字号”票号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举成为“日升昌”票号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毛也善于采用“文武兼施”的方法管理员工。一方面他用文的方法教育员工；另一方面请颇有才华的平遥超山书院院长松龛出山，为蔚字号制定了一整套管理制度，以约束全体员工。毛采用“文武兼施”的计策，有力地推动了蔚字号的迅猛发展。

总结晋商的经营思想可以发现很多值得我们今天的商人借鉴的经验。晋商很能意识到诚信对于竞争获胜至关重要。所谓“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就是晋商闯市场的大生意经。自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商人队伍的壮大、商业竞争的激烈，在全国先后出现了山西、徽州、陕西、宁波、山东、广东、福建、洞庭、江右、龙游等十大商帮角逐市场，晋商靠诚信的法宝而称强制胜，立于不败之地。晋商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创新，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利以义取，讲求生财有道。晋商是行大义而取巨资的有战略眼光的商人群体，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需要出发，抓商机，占市常明朝政权沿长城设立军镇，驻扎80万军队，为筹集军饷而推行开中制，即纳粮换盐引，可取得贩盐售盐的专卖权。晋商以“极临边境”的地理优势，捷足先登。北方边镇、西北边镇多活跃着山西商人，晋商集粮、盐商于一身，连两淮、两浙的盐也大部分为山西商人所经营。到清代，晋商顺应当时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一举成为旅蒙商主力军。旅蒙商通过清朝军队北进草原随军贸易而带动和发展起来，旅蒙晋商在交易繁盛时期，有数万骆驼和牛马车投入运输。晋商不仅进行长途贩运，同时在各地开设店铺，以至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之说。

二是群体共赢，讲求互惠互利。晋商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的力量，这是商业竞争的需要。群体联合才能以集团性优势在竞争中显示实力，合作共利才有自身之利。“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山西商人形成了一个地域性商帮，同舟共济。在国内各重要城市建立的山西会馆，是地方性同乡组织。“本互相而谋福利”，对促进晋商群体尚信守规、维护同乡和同行商人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是互信相与，讲求联合协作。晋商不随便建立“相与”关系，一旦建立，则善始善终。祁县乔家开办的“复”字商号，对已建立起“相与”关系的商号，均给予多方支持，业务方便，若对方发生经营困难，则及时伸手相助。“复”字号的这种做法，使它在同业中威信很高，影响广大，许多商号均以能与“复”字号建立“相与”关系为荣，“复”字号的业务也越做越大。这种“相与”与现在的联营协作有相似之处。

四是信誉第一，讲求诚实守信。晋商在经营活动中总结出许多商谚：“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生意没有回头客，东家伙计都挨饿”，“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买卖不成仁义在”，“秤平、斗满、尺满足”。以讲信誉著称的晋商比比皆是。史载盂县商人张炽昌，“贸易关东，与人然诺，坚如金石”。

五是首创票号，讲求强抓机遇。晋商首创的票号，是信用制度的产物。到清代，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城镇工商业自有资本不足，有求于借贷以扩大经营资本。而账局只经营存放款业务而不经营汇兑，北方又兴起一种具有保险职能的镖局。随之，专营汇兑业务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便应用而生。晋商资本积累雄厚，商号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为汇兑业开展提供了条件。晋商社会信誉高，让客户充分信任。

六是实行联号制，讲求制度创新。晋商实行的联号制，是由一个或一个为主的财东出资，对所经营的各地不同行业的商号以子母形式管理的体制。晋商联号制的总号设在山西，分号遍布各大商埠和城镇。各商号独立核算，在信息交换、物资采办、市场销售等方面互相支持，必要时在财力上也挪款相助。商号实行经理负责制，经理实行聘用制，财东将资本、人事全权委托经理负责。实行三到五年不等的账期，经理向财东报告商号盈亏。这是以信义为基储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一种体制创新。商号的设立实行股份制，股份有银股和身股两种。投资者的资本为银股，凭资力、能力参股为身股，银股、身股均可按股分红，顶身股者不承担亏赔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