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霍州窑的艺术特色（山西霍州窑瓷器）

霍州窑原称霍县窑，也称“霍窑”或“彭窑”，窑址在今山西省霍州市陈村南。霍州窑是见诸明代文献记载的元代瓷窑，明初曹昭《格古要论》霍器条云：“霍器出山西平阳府霍州。”同书彭窑条亦载：“元朝戗金匠彭均宝效古定器，制折腰样者甚整齐，故名曰彭窑，土脉细白者与定器相似……卖古董者称为新定。”而晚明时人谷应泰《博物要览》中则进一步明确指出：“元时，彭君(均)宝仿定窑烧于霍州者，名曰霍窑，又曰彭窑。效古定折腰制者甚工，土骨细白，凡口皆滑，惟欠润泽，且质极脆……”上述明代文献记载虽然比较详细，但由于窑址长期未被发现，因此人们对霍州窑及其产品的认识曾长期比较模糊。

唐代 “南青北白”的格局创立后，中国北方白瓷的工艺水平达到相当高度，山西众多窑场也有突出贡献，诸如晋北浑源窑、晋中的宋元介休窑、霍州窑，平定窑、盂县窑，晋南的阳城窑等，不乏高质量产品。在为数不少的山西白瓷窑场中，必须提及霍州窑。一般古代窑场，都会根据用户群体需求的不同，来制作不同质量的产品用以面对市场，产品有粗细之分。

霍州窑位于霍州市西南白龙镇的陈村，又有“彭窑”“西窑”“陈村窑”等别称，唯“霍窑”称谓更为广泛。窑场创烧于金代，兴盛在元代，1977年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学者在赴山西临汾地区调查窑址时，在当时霍县西南的陈村附近发现了与文献中描述的霍窑制品比较符合的白瓷标本，此后通过文物工作者对该窑址的多次调查，最终确认了陈村窑址即是文献中所说的元代霍窑，继而也解决了传世和考古出土的一些仿定白瓷的生产窑口问题。

霍州窑亦称彭窑，也被称为“土定”。史载“元时戗金匠彭君宝效古定器，土脉细白者与定器似”，当时称之为“新定”。曹昭《格古要论》中记载，元代嘉兴的戗金名匠彭君宝来到霍州窑，仿定州窑制品，生产的瓷制品，被称为“彭窑”或“新定”。有关方面的专家认为“彭窑”只是霍窑群在元代中期的一个窑口，并不能代表整个霍窑。执否定的还有陶瓷专家水即生先生，认为霍窑“是在自己技艺基础上的延续与发展，霍窑元代以前的白瓷，就有很高的水平。”关于霍窑的仿制问题，“应该从烧造方法、造型、装饰等方面进行全面对比和分析，而不能简单以形似判断。”1宋国栋《山西霍窑相关问题探讨》《文物世界》2008年第4期。

霍州窑的烧造方法有两种“叠烧和支烧，叠烧器内底有涩圈并施化装土以防粘连。支烧器内底有细小的支钉痕，一般有4—6个，多为5支钉。所见窑俱有支钉、覆烧垫等。所见器物口沿均施釉，不同于定窑由于覆烧而形成的‘芒口’。定窑始终采用支圈覆烧，即将器物口放于支圈上，为防止器物粘连，故口沿部分不施釉，因此形成‘芒口’。”2刘秋平《霍州窑及其白釉瓷器》《文物世界》2003年第6期定窑的瓷器除了口沿和底足部分不施釉，其他部分都施釉。“而大部分霍窑瓷器的足底露着胎，甚至在瓷器外壁施半釉。而到了明代，霍窑生产白地黑花瓷器，和定窑瓷器更没有类同性。因此，霍窑与定窑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技术交流。”3宋国栋《山西霍窑相关问题探讨》《文物世界》2008年第4期陶瓷专家水即生先生即认为，霍窑应该是本地产生的烧造体系，与定窑的工艺有区别，所以不能认为是定窑系的窑口。

霍窑整体釉色光亮，釉层厚度偏浅，视感上白度高于定窑，前期金代器物普遍存在施釉不匀，釉层较元代物件略厚，在器表有转折角度的部位略有积釉现象，积釉处略垂，与定窑的“泪痕”原理相似，呈色相对泛青，推测与当时的釉料含铁量和开始采用煤做燃料时，窑工尚不能熟练掌握炉内烧制气氛等原因有关。后期元代成熟兴盛时期，这些不足均大为改善，施釉均匀、釉色匀净，胎土的淘洗较前更加白晰，胎釉结合则更为紧密，使产品的质地更加精良。霍窑器因釉层薄、白度好，除烧制原因的残次品外，成功产品趋同性一致，纯白、清透为主旨，釉光如披水，无油腻感，玲珑剔透，与定窑产品追逐的玉质感也有很大不同，没有定窑不同时期出现的猪油白、象牙白、乳白、白闪黄等不同色调，与介休窑半乳浊、微牙黄的釉色更易区分。

对霍窑的认识未清晰之前，以山西为主体的民间古玩从业者疏于研究，商业交流时称谓多样、价格较低。当各种学术信息公开，霍窑逐步为古陶瓷收藏者所珍视、追逐，直到成为山西古陶瓷收藏的热门品种时，价格已经逐步高企。与其它名窑一样，高额利益之后，精仿、高仿随之而来，作为收藏者唯有戒贪戒躁，沉淀身心，努力提高自身鉴赏、学习水平，并虚心进行市场实践，才能有所斩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