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与现代银行业的最后一次擦肩而过

在票号史上，李宏龄有两个身份：一是票号经理人，他在蔚丰厚票号工作过40多年，先后在蔚丰厚北京、上海、汉口等分号当过掌柜，勤奋敬业，德高望重；二是票号改革家，在清朝末年，他曾广泛号召，大声疾呼，力图聚合山西票号之力组建大银行，把山西票号带到现代轨道，因总号决策人因循守旧阻挠改革，最终失败。

合组银行未能如愿后，李宏龄在民国二年（1913年）辞去号事，归里闲居。课孙之余，偶检旧稿，汇编成卷，于民国六年（1917年）自费石印两书：《同舟忠告》和《山西票商成败记》。时隔久远，原书存世极少，现在市面通常见到的乃是山西财经大学黄鉴晖教授整理校注的版本，并与清乾隆时人李燧著《晋游日记》合编为一册。

出于对票号史的兴趣，李宏龄的两本书我都通读过，透过这些百年前的书信、稿件，我依然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这位票业雄才的超凡见识和对晋商事业的热爱，并为票号盛极而衰唏嘘不已，为改革功败垂成扼腕叹息。

票号从道光初年（1823年）创立，因其适应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也由于票号商人的锐意努力，票号最终发展成为“汇通天下”的大事业。在山西票号存续期间，有山西人开设的总号共40多家，下辖分号500多处。可以完全肯定地说，从白山黑水到云贵高原，从东海之滨到北漠边疆，无处没有山西票号的分支机构。

但是，随着国门的打开，外国资本的进入，从19世纪中期开始，英法俄日等国的银行陆续在中国沿海口岸设立，而且由沿海到内陆不断渗透，此其一。19世纪末，清政府也感受到了设立银行的必要，于是中国交通银行、户部银行（大清银行）相继设立，此其二。外国银行有法外特权，官办银行则有朝廷撑腰，作为民营企业的山西票号的生存发展自然出现了危机。

李宏龄久在商埠，见识广泛，视野开阔。他在给东家的信中说：“英立一东印度公司，可以墟印度。即华俄道胜、汇丰等银行，现已握我中国财政权。”可见其关心之处，不仅仅在山西票业，对中国之国家命运也是深具忧虑。

李宏龄也深知东家、大掌柜们的思维状态。他写信给总号：“方今时局，日新一日，情形迥非昔比。方今学界官界，皆派人出洋考察，惟商界并无此举，而京城、天津、上海、汉口数处不可不往。火车、火船往来甚便，亦不甚辛苦，不过往返数日，细思有利无弊。”李宏龄思虑之周全，由此可见一斑。但是，东家、大掌柜们却是无动于衷。

李宏龄坐不住了，他召集各家票号北京分号的掌柜们聚会商讨合组银行之事，会上所有人一致同意组建山西人的银行。接着，李宏龄邀请三晋源票号东家渠本翘，准备由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出资，集股500万两，组建晋省汇业银行，结果受阻不成。李宏龄不甘心，次年又号召分号掌柜致函总号，商议组建三晋银行，受阻又不成。总号口头上对李宏龄等人的想法表示敬佩，但又以种种借口加以搪塞，一派消极言论。

最让李宏龄受伤的是，他一心为山西票业的前途着想，得不到支持也罢了，蔚丰厚总号大掌柜毛鸿瀚居然说：“银行之议，系李某自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多年之后，李宏龄写到此处，依然寒意阵阵，他说：“宏龄至是如冷水浇背，不得不闭口结舌，而筹办银行之议，烟消云散矣。”

数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在改朝换代的动荡中，票号摇摇欲坠，不久全军覆没。

百年过去了，票号已成历史。在祁太平三县，分布着各家票号的遗址，还在默默诉说着从前兴衰成败的故事。“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票号改组失败，不仅仅是李宏龄个人的悲剧，也是山西票号群体的悲剧，也为晋商整个商帮画上了一个凄凉的句号。经济学家梁小民先生说：“真正使票号失败的还是晋商所代表的山西人的保守与封闭。”改革事业任重而道远，当我们满足现状的时候，当我们固步自封的时候，当我们不思进取的时候，想想李宏龄在《同舟忠告》和《山西票商成败记》里讲过的故事，可以得到警醒：不与时俱进，就没有前途。如果这样，李宏龄的书虽然没有能挽救票号衰亡的命运，但是它们又在更长的历史时段获得了价值和生命力。